主刀医生姜立（左一）带领医疗团队开展查房，查看患者恢复情况。

9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7楼病房，Melek举着手机，将出院的好消息一字一字敲进对话框，指尖轻触，喜讯飞向土耳其阿勒省的母亲。几米之外，丈夫杨先生正把叠好的衣物码进行李箱，拉链声清脆地划过病房的安静。

半个月前，她和母亲传递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焦虑。随州小伙杨先生曾在土耳其工作，期间与Melek相恋并结婚。Melek身高162公分，体重长期只有40公斤，腹部反复胀痛，在土耳其多次就诊，结论都是“胀气”。今年，她随丈夫回到武汉后，真相才被揭开，她患上了被称为“虫癌”的致命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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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的同济医院肝胆胰四科副主任姜立介绍，Melek所患的肝包虫病，多发于牧区，虫卵随粪便排出，污染水源和食物，人食入后，虫卵在肠道孵化，随血液进入肝脏“安家”，慢慢形成囊泡。“这些囊泡里挤满了寄生虫，微米级的，成千上万，像吹气球一样把肝组织挤开。这个病不是癌症却更为凶险，手术迫在眉睫。”

包虫病在中国内陆地区属于罕见病。鲜有先例可循，每一步都是未知。确诊之后，消息第一时间汇报给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陈孝平院士。作为权威专家，他从手术入路、囊泡分离策略到血管防护，逐一给予了指导。

8月28日，Melek被推进了手术室。一场“虫口夺肝”的拉锯战打响。主刀医生姜立从肝脏边缘开始，用超声刀一点一点分离肝组织。切除手术的难点在于：肝包虫的囊泡壁薄而脆，挤压或者不慎碰一下就有可能破裂，导致大量微小的虫体流出扩散至腹腔内其他部位。只能像拆雷一样，慢慢探、慢慢找、慢慢解。而囊泡像树根一样扎进肝组织，周围缠绕着门静脉、肝动脉、胆管等，这些血管和胆管及其分支密密麻麻，一旦损伤，后果就是大出血或胆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医生用探头贴着肝脏表面反复扫查，寻找囊泡的边界和周围血管的位置。超声影像上，一条粗大的血管从囊泡下方穿过，距离囊壁只有不到1毫米。

这条血管是下腔静脉，人体胸部以下的所有血液都需要通过它回流至心脏，是最重要的供血通道之一。一旦损伤，出血量将以“百毫升”为单位计算。术前的抽血报告中，Melek的血型一栏写着：Rh阴性，俗称的“熊猫血”。在中国，这种血型的比例大约是千分之三。院方已提前联系武汉血液中心，协调到了珍贵血源。所有人都清楚：一旦术中发生大出血，这些用量有限的血液，就是Melek唯一的生命线。

姜立从血管和囊泡之间那条不到1毫米的缝隙里斜着切进去，一点点、一丝丝地拨开肝组织。没有出血。囊壁完好，手术继续。

然而，在手术的最后环节，医生发现在肝脏右后叶和尾状叶的囊肿结构已经部分侵犯了下腔静脉的右侧壁，为了保证囊肿壁的完整，在做最后的分离时，下腔静脉壁撕裂了一个0.5厘米的口子，暗红色的血液一下子喷涌出来。器械护士迅速递上吸引器，医生一边吸引一边用纱布压迫止血，麻醉医生立刻报告血压变化。

“修补。”姜立在吸引器持续吸除积血的同时，用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缝线，在狭小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了血管修补。血止住了，监护仪上的数字恢复平稳。

手术间里所有人松了口气，最终为了保证囊肿的完整切除，下腔静脉壁的一部分也做了楔形切除，从而整个包虫的囊壁连同病变的肝脏被完整剥离，被小心翼翼的装进标本袋。“冲洗，关腹。”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

寄生虫在显微镜下清晰可见。

Melek被推出手术室，一直等待的杨先生从椅子上弹起来，冲到推床边。那一刻他“差点哭出来”。

术后剧烈的疼痛，几乎超出了Melek能承受的极限。疼痛科专家量身定制镇痛方案，丈夫日夜守在床边，翻译医生的每一句叮嘱，帮她翻身、看她吃药、陪她下床缓行。

不曾踏足中国的土耳其母亲，每日守着手机等待女儿的消息。屏幕里传回的不仅有女儿从躺到坐、从坐到站、从站到走的康复进程，还有一个真实的、运转中的中国医疗现场。饱受脑部肿瘤困扰多年的她有了新的决定：“我也要来中国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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